《風起洛陽》貌似上了多重保險，起到IP引流作用的馬伯庸，活躍于熒屏的黃軒、王一博、宋茜、宋軼等知名演員參與的主創(chuàng)陣容，大銀幕制作常用的實景搭建，網(wǎng)劇所獨有的靈活機動的創(chuàng)作空間，值得豎大拇指的服化道等等，顯現(xiàn)出它奔著“爆款”去的野心。
該劇在開篇就嘗試用先聲奪人的氣勢征服觀眾：告密者父女被殺有著耐人尋味的寓意，大理寺與內(nèi)衛(wèi)各自為政，朝廷高官各懷心思，圣人足不出殿卻總是一副明察秋毫的高姿態(tài)……這種高壓環(huán)境為男主的出場創(chuàng)造了極好的戲劇氛圍，但劇作結(jié)構(gòu)上的精心，并未阻止男主的言行邏輯頻頻讓人走神。雖然隨后的劇情證實，這并不是一個多么復雜的故事，但前期劇情給出的信息太多，有制造燒腦效果的嫌疑。
黃軒飾演的不良副帥高秉燭，在已播出的劇集當中，每當遇到角色對峙的時候，總是流露出一副知道所有秘密的模樣，但在與王一博飾演的百里弘毅、宋茜飾演的武思月等主要人物對話交鋒時，又總是一副吞吞吐吐的樣子。許多劇情給人的印象是，事件在高速地運轉(zhuǎn)推進，可是觀眾看不見人物，人物的情感、動機、甚至個性，都被紛至沓來的事件沖淡了。
事件與人物處于“兩層皮”的狀況，使得觀眾只能被劇作的外在吸引，卻遲遲無法進入人物的內(nèi)心情感世界。高秉燭的故作深沉，以及百里弘毅在阿爺死后的顛覆性的孝與愛，都在把觀眾往戲外推，而非往戲里拉。
導致這種狀況出現(xiàn)的，有兩種可能：一是演員未能掌握故事全局，也未吃透角色，演員的猶疑導致了角色的溫吞。二是導演支配了演員的表演風格，以為這樣處理能強化劇作的懸念，但恰恰是這樣的手段，減弱了《風起洛陽》的爽劇特征，造成了不必要的理解障礙。
懸疑與推理之所以扣人心弦，在于事件本身的曲折離奇，更在于人物要緊緊依附于事件，保持同一個頻率與節(jié)奏，故事才會好看。當人物高于事件太多、兩者產(chǎn)生疏離的時候，觀眾就會不由自主地迷惑。
找出殺人兇手以及幕后主使，要從銅料去處和蛇毒來源這兩處著手，雖然多線索也是典型的懸疑與推理故事創(chuàng)作手段，但《風起洛陽》以此來驅(qū)動故事，總是給人以不夠有力的觀感。何謂有力?神都與不良井的反差所帶來的“皇城折疊”有力，皇權的高高在上與告密者千奇百怪的動機有力，驚濤駭浪的利益沖突與潛流暗涌的人性之戰(zhàn)有力，但《風起洛陽》回避掉了這些，它是在一個印刷好方格的作文本上“寫作文”，自然失去了更深層次的沖擊力。
《風起洛陽》在豆瓣上之所以有7分這個不錯的分數(shù)，并不是它的類型、劇情、表演所帶來的，不少喜歡它的故事與節(jié)奏的觀眾，是因為它是《長安十二時辰》等新類型古裝劇的高仿，對美劇節(jié)奏有著形式上真假莫辨的借鑒。
它真正的看點，或許是有著1500年建都史、十三朝古都的洛陽，在劇中有著令人動心的呈現(xiàn)，洛陽以它的古都身份“出演”了這部劇，如果剝離掉劇情以及眼下很時髦的古裝懸疑“外衣”，它說不定能拿下8分甚至9分的評分。
馬伯庸在接受采訪時曾提到，在寫作《洛陽》小說時，有一本書名為《隋唐洛陽城——1959～2001年考古發(fā)掘報告》的專業(yè)書籍，對他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似乎也波及到劇作。《風起洛陽》對于南市、不良井這兩大場景，有著精雕細琢般的呈現(xiàn)。南市的商業(yè)繁華，人群的摩肩接踵，有著驚人的真實感;窮困破敗的不良井，也由有層次的房屋、曲折的河水、晾衣的竹竿等等構(gòu)成獨特的東方美學之境。喝醉了的高秉燭在石窟中穿行，那時候的人可以與這些藝術巨作如此親近，令人羨慕……有這么多美的東西可以欣賞，劇情的瑕疵似乎變得不那么重要了。
百里弘毅與柳然的婚禮是《風起洛陽》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之一，這一情節(jié)完美復原了古代婚禮的程序與禮儀，創(chuàng)作者對此所做的功課，都悄無痕跡又近乎完美地呈現(xiàn)于畫面中，包括男跪女不跪，女方用團扇遮臉，兩人都穿藍色等，均有史實依據(jù)緣由出處。如果《風起洛陽》能夠照此基調(diào)講故事，哪怕不是用懸疑的形式，相信都會讓觀眾折服。
如果作為一部“城市宣傳片”，《風起洛陽》是可以打高分的，對該劇的關注以及討論，最終都會指向目的地洛陽，這會讓很多人在去洛陽游玩時，情不自禁想起《風起洛陽》對這座城市的刻畫。作為古裝懸疑劇，《風起洛陽》在及格分以上，也是各方努力的結(jié)果，這意味著一種成熟的制作理念與套路，有了被復制的可能性。
但作為有著高期待值的觀眾，還是希望這樣的電視劇在保持對歷史文化的高度還原、通過先進拍攝技術制造視覺盛宴的同時，還可以把虛構(gòu)的故事做到虛虛實實貼得更緊密、更妥帖，帶來文化浸潤與娛樂觀賞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沖擊——雖然前者更重要，但如果后者達不到預期，這是遺憾。（韓浩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