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片場，劉丹營造著驚悚的氣場。她演一名痛失愛女而試圖報復社會的母親，穿戴異常齊整、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走起路來旁若無人，整個劇組無人敢上前同她言語。
如此寂寥的片場，演員寧理也曾經(jīng)歷。他演一個連環(huán)殺手：一身破棉襖，嘴角浮著一抹自己都感到后怕的笑，一場戲下來，劇組里的年輕演員從此躲著他走。
用極致的方式，他們進入這些極端的角色，熬出《開端》里的“鍋姨”陶映紅，《無證之罪》中的殺手李豐田。表演滲出八九分可恨甚至可怖，角色勻出一兩分可憐，他們演繹的“惡”是一條長長的坡道，每一步的滑坡都在警示蕓蕓眾生尚未意識到或無意間承認的一部分自身。
沒有被浪費的演技
惡有惡的臉譜，極端角色挑戰(zhàn)的是對惡的想象力。瘋狂和偏執(zhí)往往是這類角色的外在表現(xiàn)。但真正的恐懼在于，他們的瘋癲行為并非源于精神上的錯亂，而是一個普通人對人性之惡的放縱。
在網(wǎng)端，李豐田和陶映紅被稱作繼“童年陰影”安嘉和之后的“成年陰影”，這是年輕觀眾對他們演技的最高褒獎。某種程度上，他們演出的可恨、可怖超出觀眾對壞人的想象。他們這么壞，可他們又那么普通。
寧理和劉丹看重對“普通”的演繹。李豐田是一個窮兇極惡的殺手，但他不酷也不威猛，普通勞動者的形象，放在人群中，不具辨識度。他的惡源自獸性，一種不受道德和法律約束的動物性，一句話甚至一個眼神都可能激發(fā)這種至惡。
拿捏這種動物性，寧理用的是寸勁兒。有一場砸人的戲，他設(shè)計了一個細節(jié)，砸完，李豐田用錦旗擦了擦手上的血，像一個普通人干完活臟了手會做的那樣。還有一場戲，他抽掉了過濾嘴里的棉絮，反叼在嘴里，點著過濾嘴剩下的紙?；鹈缌侵撕?，黑暗里，他面目猙獰。
錦旗拭血、反向抽煙，這種寸勁兒讓李豐田區(qū)別于大部分國產(chǎn)影視劇中工具化的殺手。他至惡，作惡于他是日常生活。寧理演繹的至惡沒有被刻意夸大、戲劇化，而是潛伏在日常，不動聲色、毛骨悚然。
塑造陶映紅的時候，劉丹沒有想過驚悚的方向。相反，她想給觀眾呈現(xiàn)一個有偏頗想法的普通人。在決定赴死的戲里，陶映紅一改在嘉林生活時的蓬頭垢面，穿上昔日做化學老師時的衣服，還擦了些口紅。這是劉丹的設(shè)計。觀眾眼里，炸車是陶映紅最瘋狂的時刻，但劉丹為角色保留了普通人的切面——留給世界的最后一面，陶映紅希望是曾引以為傲的教師身份，在體面和尊嚴中終結(jié)。
陶映紅壞得讓人咬牙切齒，但劉丹演得收斂，甚至沒有為角色設(shè)計表現(xiàn)瘋狂的細節(jié)。她演的是一個普通人在人生晦暗時刻的失足。可恨讓這個角色出圈，可憐是這個角色的深刻所在。劉丹把角色拉回普通人的框架：在這條滑向至惡的坡道，陶映紅曾作為一個高尚的普通人、一個可憐的普通人，是如何驕傲又絕望地存在過。
我們?nèi)绾文暽顪Y
人性本是善惡的共存?！厄饌b：黑暗騎士》里，希斯·萊杰演的小丑對蝙蝠俠說：“你的存在讓我覺得人生完整。”
小丑是深藏在人們心底的隱秘。李豐田的出場戲，劇本寫的是有人藏在沙發(fā)后邊看他打人。寧理拿了個柚子代替人的腦袋，抄起煙灰缸砸了十多下，臉上倏地浮起一抹笑。
這抹笑，未經(jīng)設(shè)計，是寧理完全進入角色后的無意識流露，他回看，脊背發(fā)涼。
失控是獸性的表現(xiàn)，但失控卻不是殺手的專屬。尋找這種情緒共鳴時，寧理想到開車時遇到不守規(guī)矩的司機——“路怒”如此輕易地就被點燃，戾氣在膨脹，失控就在一瞬，下車將對方一頓暴揍的念頭在腦子里閃過。西班牙電影《蠻荒故事》中有一個單元，講的就是兩個互相別車的司機，將微小的戾氣一點點積累，最后演變成雙焚的極端局面。平靜生活下，火山在涌動。李豐田的瘆人之處就在于，當惡不受制約，當作惡變得像家常便飯一般，他的危險帶來的巨大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就是觀眾的心理陰影，更是預警——法律和道德的鏈條是否拴住了蠢蠢欲動的獸性?
最富情感的地方，一定有最難言的際遇。
陶映紅聚集了觀眾所有的情感。這個人物曾經(jīng)是一名非常優(yōu)秀的化學老師，她給予世界所有的善意，但自己卻被拉入深淵。女兒死了，死后遭遇網(wǎng)暴。她無法理解，因此陷入偏執(zhí);她失去了同世界的聯(lián)結(jié)，選擇同歸于盡的方式解決問題。說不清誰是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聯(lián)給予了這個角色被廣泛討論的價值。追劇的人痛恨陶映紅的滑坡，痛恨極端選擇背后，對法律的無視，對生命的毫無敬畏。同樣，借著這個角色，我們得以凝視深淵：網(wǎng)暴無休無止，良善的人是如何將世界拱手相讓?群體的惡意究竟會催生出怎樣的惡果?我們是否對自己可能催化惡行的言行有所察覺?
演繹出人性的余味
角色和演技的相互成就，是作為演員的幸運。
李豐田和陶映紅沒有浪費寧理和劉丹的演技，寧理和劉丹也沒有辜負這兩個角色。社交網(wǎng)站流傳著他們的高光片段、封神時刻，年輕人管他們叫“豐叔”和“鍋姨”，打趣他們各自承包了國產(chǎn)劇男女此類角色的天花板。寧理和劉丹中年爆紅，他們的前作、經(jīng)歷被反復傳播，他們的名字與實力派相依。
紅的是角色，熬的是演員。
他們對角色的理解，亦是對人性的凝視，滲在每一幀的表演中，讓至惡有了具體的影像;他們對角色的表達，滲出可恨、可怖，也漫著人性復雜的余味。在他們的演繹下，極端角色不再是邪惡的符號，推動劇情的工具，而是給予觀眾自省吾身的契機——自問這些人性中至暗的隱秘是否存在?是越發(fā)式微還是愈演愈烈?而在我們承認人性之惡無可規(guī)避時，又將如何保護那些奮起的希望，如何安撫那些破碎的心靈，如何鼓勵人性的善良?
通過這些角色，我們看到的是與惡的距離。(蘇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