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和2日，91歲的指揮家鄭小瑛將要在上海的東方藝術中心為上海人民獻上兩場新年音樂會。“比較特別的是，音樂會下半場的歌劇《茶花女》《卡門》經典選段，將是用中文演唱的。這是我想恢復‘洋戲中唱’的一次嘗試，也是我的‘賊心’不死。”
電話中，她中氣十足，絲毫聽不出她已經與癌癥斗爭二十多年了。音樂之于鄭小瑛，就是一劑良藥。
鄭小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位女指揮家，曾任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主任、中央歌劇院首席指揮，如今，年過九旬依然活躍在一線的交響樂和歌劇舞臺上。
性格直爽，她炙熱的脾性和澎湃的專業(yè)精神讓業(yè)內同仁贈與雅號“穿裙子的卡拉揚”。對待生命，她瀟灑慨然：“如果有一天倒在指揮臺上，那才是最浪漫的事。”
1 “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
這位中國的“穿裙子的卡拉揚”性格倔強，用她自己的話就是：“能得到別人的認同，這最好;不認同，那就做出來給你看。”
倔強也是某種遺傳基因。1929年9月27日，鄭小瑛出生在上海。父母沒有按照家族輩分排行給女兒取名，而是用了父親的姓和母親的名。這是他們不顧反對、追求愛情，堅持婚姻自主的結晶。
鄭小瑛的父親鄭維是福建永定客家人，是清華大學第二期庚子賠款公費留美生，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農業(yè)經濟系碩士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商科博士。鄭小瑛的母親溫嗣瑛出生于四川重慶，受“五四”思潮影響，執(zhí)意要去上海念女子體育高等師范班，學習新式體育。這在那個女孩子足不出戶、笑不露齒的年代，乃是大逆不道?？尚愿窬髲姷臏厮苗彩遣m著家人買了統(tǒng)艙船票，背著行李獨自登上了去上海的輪船。畢業(yè)后，溫嗣瑛回重慶當上了中國第一代女子體育教師。據說她當時還讓女學生穿上燈籠褲、背心裙走上操場，在留聲機播放的音樂伴奏下，跳西方舞蹈，轟動山城。鄭小瑛談到母親溫嗣瑛時，坦言：“我獨立好強的性格，與從小接受媽媽的言傳身教是分不開的。”
抗戰(zhàn)期間，鄭小瑛一家從上海搬到了重慶南岸老君洞半山腰的鎮(zhèn)江亭。當時曾有媒體以“民國大小姐”為主題，專門拍攝采訪鄭小瑛。鄭小瑛說：“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母親溫嗣瑛因參加婦女運動結識了何香凝、史良等一眾民主愛國人士。史良就住在鄭小瑛家的樓上。史良曾給8歲鄭小瑛寫過這樣一段話：“你有為勞苦大眾謀利益的爸爸，又有為家庭和社會服務的干練媽媽，他們是男女國民的模范，你要學習他們，擔負起中華兒女應有的責任來，才是真正的救國。”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鄭小瑛至今還保存著寫有這份珍貴題詞的紀念冊。
1948年12月24日，鄭小瑛決定去解放區(qū)，“只有一腔熱情，覺得對民族要有一點擔當。”與當年母親的選擇一樣，她也義無反顧地離開了家，半個月后，鄭小瑛安全到達解放區(qū)，才向家里報平安。在解放區(qū)，鄭小瑛參加了大藝術家崔嵬領導的中原大學文藝訓練班。這個上海姑娘到了一個“完全不可思議”的地方，8個人圍著一盆菜，蹲在地上捧著大碗吃飯，旁邊就是只有半截墻遮擋的廁所。
2 拿著喇叭吆喝的指揮
鄭小瑛參加的中原大學文藝訓練班解放后成了武漢中原大學文工團。1952年，文工團保送鄭小瑛去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習。鄭小瑛6歲學習鋼琴，音樂天賦極高。1955年，蘇聯(lián)指揮家杜馬舍夫在中央樂團開辦合唱指揮訓練班。因對報名學員不甚滿意，就又到中央音樂學院親自挑選了一些人，其中就有在作曲系學習的鄭小瑛。轉年，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創(chuàng)建，鄭小瑛任主課教師。1960年鄭小瑛赴蘇聯(lián)深造，畢業(yè)證書上這樣寫著：鄭小瑛1960年至1963年間在莫斯科國立柴科夫斯基音樂學院管弦系歌劇交響樂專業(yè)進修，導師是功勛藝術家安諾索夫教授與羅日杰斯特文斯基教授。鄭小瑛在蘇聯(lián)指揮演出了多場音樂會。1962年10月3日，鄭小瑛在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與丹欽科命名的劇院指揮演出了難度極高的歌劇《托斯卡》，成為第一位登上外國歌劇院舞臺的中國指揮。
就這樣一位女指揮，放下了身段，一生執(zhí)著于古典樂在中國的普及工作。
那是1979年的秋天，歌劇《茶花女》在北京西郊五道口工人俱樂部上演。這是這部西洋歌劇禁演十多年后的首次演出，擔任指揮的是鄭小瑛。臺上燈光暗下，身穿黑絲絨演出裙的鄭小瑛登臺。音樂將起，臺下觀眾仍在聊天、嗑瓜子、吃花生。指揮棒劃出起拍，場內仍未安靜，樂隊不得不放大音量來蓋過喧嘩。凄婉的序曲演奏得鏗鏘昂揚，演奏者面帶苦笑，觀眾倒是哄堂大笑。鄭小瑛說，幕間休息時竟有觀眾跑到樂池邊和她打招呼，“怨不得這么齊呢，敢情這兒還有個打拍子的呢”，“喂，打拍子的阿姨，你們這光唱不說的叫什么戲”。
演出結束，鄭小瑛一個人坐在曲終人散的觀眾席。她翻著譜子，一個小時過去，一行都沒看進去。她想讓更多人聽懂古典樂。從那之后，指揮鄭小瑛有了另一個身份：講解員。于是，每次演出開場前20分鐘，鄭小瑛就拿著喇叭到劇院門口吆喝，請觀眾提早入場聽講座。起初只有二三十個聽眾，后來有一兩百人，甚至有人多次買票只為聽鄭小瑛的講座。有人拿著節(jié)目單，邊聽講座邊做筆記，甚至有人專門帶磚頭大小的錄音機來錄制講座內容。這便是著名的“鄭小瑛模式”。
“這次上海新年音樂會也會采取‘鄭小瑛模式’。不過，如今是信息時代，‘鄭小瑛模式’也要與時俱進，得利用一下網絡。”鄭小瑛說，她最近在網絡音頻平臺上開了一檔節(jié)目，在每期20分鐘左右的節(jié)目中介紹有關古典音樂的內容。她的講解，沒有高深的技術名詞，淺顯易懂。鄭小瑛覺得這才是更長久的東西，至少可以留給孩子們。
3 戴著假發(fā)，也要上臺揮棒
1997年下半年，退休后的鄭小瑛打算去廈門籌建一個樂團。那個時候鄭小瑛的飯量突然明顯減少，整個人消瘦得厲害。老伴劉恩禹勸她去醫(yī)院檢查一下。11月初，鄭小瑛獨自一人去醫(yī)院檢查，結果對她如晴天霹靂。鄭小瑛患了直腸癌。“我當時緊張是因為我還有很多事沒有做，特別是我想讓世界能聽到有中國特色的交響樂和歌劇。”鄭小瑛最擔心的是，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
手術后，為了能及早恢復，她每天在老伴劉恩禹的攙扶下，咬著牙關，在醫(yī)院的走廊上緩慢移動，一步，兩步，到幾十步，到一百步，到一千步。鄭小瑛說，她那時候心里只有一個信念，沒有什么可以阻擋她重新站在指揮臺上，沒有。
1998年4月，鄭小瑛出院。5月，便飛赴愛沙尼亞的塔林，指揮愛沙尼亞國家交響樂團的演出。因為化療，鄭小瑛頭發(fā)全部掉光，她戴上了假發(fā)，指揮了兩場中國交響樂音樂會。當她指揮樂團演奏根據中國古典名曲《霸王卸甲》改編的協(xié)奏曲時，剛勁有力的手勢下，古戰(zhàn)場上金戈鐵馬的激戰(zhàn)，何嘗不是她生命的搏斗。
鄭小瑛一直有把中國作曲家黃安倫寫的四幕大歌劇《岳飛》搬上舞臺的想法。1997年底，鄭小瑛因癌癥在進手術室之前，特意叮囑好友、詞作家徐慶東：“我如果出不來了，你要記得，一定要把《岳飛》排出來。”所幸手術順利。術后，鄭小瑛尋根謁祖，第一次來到她父輩的祖居地——福建永定。為祖墳掃墓后，她參觀了永定的土樓，一下就被土樓獨有的建筑風格和歷史震撼了。鄭小瑛當時突發(fā)奇想：為什么不能用現(xiàn)代的交響樂來表現(xiàn)古老的土樓文化，這不是更能讓世界知道它的價值嗎?在鄭小瑛的推動下，9個月后，作曲家劉湲創(chuàng)作的5樂章的交響曲《土樓回響》首演。此后鄭小瑛指揮廈門愛樂樂團，把這部作品演到了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加拿大、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十幾個國家，創(chuàng)下了我國交響樂套曲演出場次之最。鄭小瑛笑言這是她的“土樓環(huán)球夢”。
2005年末，76歲的鄭小瑛在福建龍巖演出，身穿標志性白襯衫黑外套的她大步流星從舞臺左側入場。還未登上指揮席，腳底一滑跌到一米多深的場下。地板砸出一聲響，所有人都被震得從椅子上站起來。鄭小瑛被扶到臺邊。她穩(wěn)了片刻，繼續(xù)登臺指揮。開場前，她聲音響亮地宣布：“請大家放心，一場虛驚。”身姿依舊挺拔，只是頭發(fā)有些亂。指揮完一個小時的音樂會，鄭小瑛渾身疼了兩個月?，F(xiàn)在回憶起來，她展眉大笑：“摔跤后我自己安靜了一會兒，然后我活了。”
“洋戲中唱”則是如今鄭小瑛口中“賊心不死”的“人生最后一搏”。她說，西洋歌劇用原文演唱，就將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聽眾拒于千里之外。她希望能在更多的歌劇院里恢復上演中文版的西方經典歌劇。幾年前，鄭小瑛曾試著在國家大劇院用中文演出作曲家馬勒的《塵世之歌》，她希望以此獲得關注和討論，可惜和者蓋寡。而這次在上海，鄭小瑛還將嘗試她所提倡的“洋戲中唱”。鄭小瑛生命的活力可以說是源自于歌劇，也源自于她的執(zhí)拗，“我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光和熱都燃燒在歌劇這件事上”。
